金庸之前，並非沒有武林。早期內地有還珠樓主、王度廬雄霸一方，台灣有郎紅浣、獨抱樓主等，香港的我是山人、牟松庭也為人熟知，若再要往前追溯，唐代傳奇已有關於武林鬥爭、幫派情仇的故事，只是流通度不高。直到 1953 年，《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因應太極拳掌門人吳少儀及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舉行打武擂台，為了促銷報紙銷路，找來梁羽生連載《龍虎斗京華》。梁後來寫不過來，游說金庸連載，寫成了第一本小說《書劍恩仇錄》，開啟其武俠創作之路。隨後《碧血劍》、《射鵰英雄傳》、《雪山飛狐》、《神雕俠侶》一部部寫來，塑造出磅礡的民族想像。
兩人創作武俠小說之時，處於副刊競爭激烈的黃金時代，梁羽生國學根基深厚、恪守傳統，而金庸受西方文化影響，寫作風格大為不同，羅孚形容那段時間是「金梁並稱，一時瑜亮」，後來者甚至將之歸納為「新武俠小說」，掀起空前的閱讀盛況。
所謂新武俠小說，是與早期的舊武俠相對而論，強調「俠」的形象，有清晰的歷史觀，較為着重文學性。編著《金庸：從香港到世界》的香港作家鄭政恆接受《香港 01》訪問時指出：「舊派武俠主要分兩類，一是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的奇幻式寫作，有濃烈的虛構色彩，二是廣東少林派，以黃飛鴻、方世玉為主的打鬥技擊類，金庸的武俠風格偏歷史性，既不同於功夫打鬥，又遠離奇幻創作。」綜觀金庸的作品，多帶有強烈的歷史感與社會意義，《書劍恩仇錄》牽涉反清復明背景，《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寫南宋亂世動盪，《碧血劍》講家國大義，讀者從小說中不僅看到一個江湖故事，更收穫了地理、民族學等知識。內地金學研究者陳墨形容，金庸的小說是打破歷史與傳奇之間的界限，讓歷史與傳奇人物二合為一。
金庸賦予曾經不入流的通俗文學新高度，但在 1972 年發表《鹿鼎記》後便激流勇退，宣布封筆，以 15 部作品（包括短篇小說《越女劍》）名留青史。有說金庸寫武俠只是一個偶然，而他自己也曾說過，辦報是拼了性命的，寫小說只是玩玩，而且每天寫小說心理壓力很大，他又不願重複。他說：「很多事情都寫過了，很多人物都寫過了，再寫下去就都重複了，讀者會覺得不好看，我自己也覺得不好看了。」他用「江郎才盡」來括概其寫作狀態，說無法再創造新的故事及人物了。
金庸建立的武俠觀，如武林為主、江湖味淡、幫會林立、功夫傳承，加上練武就是為了解決個人恩怨、家國情仇的設定，加之其角色的人性化設計，容易讓人代入，卻不容易為後來者所打破。喬靖夫後來所寫的《武道狂之詩》便是基於傳統武俠，套用相同門派，如峨嵋派，在參考了真實武術歷史後更改部分設定，如不用劍改用長槍等，嘗試挑戰讀者的「定見」，提煉屬於自己的武林系統。
曾有讀者提問「金庸的出現是武俠小說之幸還是不幸」，有人總結道，對讀者而言是大幸，但對武俠作者而言，則屬不幸，因為太難超越了。這也解釋了為何金庸之後再難出武俠大師，但喬靖夫指：「到我走這條路越久方才明白，前人留下足跡和傳統，換個角度看，其實是座豐厚寶山，遠多於攔路的大山。走不走得過去，看你找不找得對路。」武俠會沒落嗎？鄭丰不認同，她說東方的武俠相當於西方的奇幻，西方在《魔戒》之後還能推出《地海傳說》、《哈利波特》，東方從遠古走來，元素豐富，她相信可以創造出更多故事。鄭政恆則說，武俠小說作為通俗小說其中一種類別，同時又與其他類別如奇幻、懸疑、愛情小說相互競爭，會從強勢文學變成弱勢文學是無法避免之事，「但它不會消失，因為金庸、古龍的小說已成經典，已經確立了武俠小說的地位，但要推陳出新並不容易，目前我看不到有人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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