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時，香港已被規劃作住宅用途的土地，只佔全港總面積的 7% 左右，其中私人住宅佔 2.3%，公營房屋佔 1.4%，鄉郊居所佔 3.2%，完全有條件可以增撥多一些作住宅用途。社會上應不會有人反對增撥土地用作住宅用途，即使有，也只會是極少數。因此，政府不愁出師無名。
不過，政府亦應該承認，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自己。因為香港的城市規劃基本上是由政府主導的。根據《城市規劃條例》，香港整個城市如何布局，土地用途如何分配，皆由城市規劃委員會負責。而城規會的主席是由發展局的常任秘書長所擔任的，成員由政府委任，除了公眾人士外，還有一批相關部門的官員，包括來自運輸及房屋局、民政事務署、環保署與地政署等。人數雖不多，但影響力卻不少。再者，行政長官可以就香港城市發展的整體布局與規劃方向向城規會發出指示，由城規會加以諮詢研究，擬成各類發展綱要後，交規劃署去執行。在這樣的架構下，政府還能推搪土地供應不足的責任嗎？
城市規劃是一門很專門的學問，但亦不能違背一些最普通的常識。一個城市需要多少土地，離不開要看一個城市有多少人口與經濟發展水平。有人口數字就可知道所需要的居住面積；知道經濟發展水平，就知道市民可以負擔得起哪一類型的樓宇與人均居住面積；然後就能推算出需要多少土地作住宅用途，有了這些基本的數字之後，就可以按既有的基本設施與地理環境作出規劃。當然在作規劃的時候，還得考慮環保、保育與人們生活習慣改變的需要。
很明顯，過去城規會在微觀考慮上已越來越周詳，但在總面積的需要上卻滯後於香港的人口與經濟增長。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政府過度關注增加供應可能對樓價造成衝擊，以致影響經濟及政府的財政收入。尤其是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政府更如驚弓之鳥，長期只等地產商勾地，不敢為市民的長遠需要主動開發新土地。這才導致繼後的土地供應嚴重不足，中短期裡都沒法扭轉局面。
若不是政府歷來都過份依賴房地產方面帶來的財政收入，香港在七十年代開始，已有條件把大量荒廢的農地改劃做其他社會更需要的用途。而到了九十年代，香港的製造業已大量北移，而城規會卻沒有大刀闊斧地對工廠區進行重新規劃。結果大量工業大廈被違規使用，有些做了辦公室，有些做了批發市場，有些變成了劏房住宅——以後想重新規劃也多了顧慮。
現時，香港尚有 4.6% 的土地被定為農地，其中大部分都荒廢着，沒有人耕種，城規會應立即起動，把這些土地規劃做其他社會所需的用途 ( 預留 1% 給有志於務農的人已經足夠)。這將為香港帶來大量新的發展用地，這些土地的擁有者，為了自身的利益，一定會盡快去補地價作新的發展，以免被競爭對手早着先機。地產商只會在供應不足的時候囤積居奇。潛在供應一增加，他們就會搶先出貨。
施 永 青
( 貓 Sir：我一直以為，香港人無屋住係死症。原來係有能力者唔肯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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