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抱一種「香港獨特論」，認為香港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深具特色，蘊積豐厚，只要外人，包括阿爺不要搞香港，讓香港自行發展，香港便會很好。我近日一直問自己一個問題，香港是真的這樣獨特嗎？
香港能夠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今天的頂級國際大都會，歷史的緣起是英國人看中香港的港口水深港闊，希望利用香港位於中國南方的獨特地理位置，打開與中國通商的大門，就借鴉片戰爭，硬要中國割讓香港。
要拆解香港的成功因素，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是制度：香港是自由港，實行英普通法制度，發生商業糾紛，都按國際規格處理。外地人來香港做生意，見到此地有其慣用的國際法律標準，的確會吸引他們來香港。但如今連番暴力示威，特別是堵塞機場，已令外地人心寒。香港人自己不尊重法制，正在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恐怕將來外國公司研究是否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也會考慮這些因素。
第二是人：一個地方要發展成功，必定要匯聚各種的人力資源。香港在一九四九年中國解放的時候，先吸收了大批來自上海的工業家帶來的技術和資金。到七十年代，戰後的第一代年輕人開始長大，他們很多人在小時候生活貧困，一家八、九口住徙置區，捱夠了全屋人圍着一張小桌吃一碟菜送白飯的苦日子，能夠在工廠做個打工仔，賺那兩百元一個月的工資，已經覺得人生充滿希望。這就是香港的「搵食主義」迸發的年代。到了八十、九十年代，香港新生代大學生開始大量投入職場，更高端的服務業也開始發展起來。
當年抱著「搵食主義」的年輕人，只專注於賺錢，是香港發展的生力軍。但現代年輕人，聽到「搵食」兩個字，都覺得相當「老套」，他們要追求政治理想。但現實點看，追求政治理想的意識形態，並不太切合一個拼搏向上型的經濟體。香港現時也抗拒外地人才流入，特別反抗內地的人才。
第三是資金：中國自一九四九年建國至二○○一年「入世」之前，還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經濟體。中國即使在革命風起雲湧的年代，仍然不願意收回香港，主要是因為毛澤東對香港抱有長期利用的打算。說白了，就是明知中國封閉，要留香港作為一個窗口，讓資金和物資流入。到二○○一年中國「入世」之後，內地充滿活力的城市群大量崛興，北京、上海、廣州、深圳，以至沿海城市都發展得異常蓬勃。當時的內地人都想多與香港合作，從而學習香港的處事方式和吸納香港的資金，現時已經變得不再想與香港合作，怕香港分薄了他們的商業機會。
廣東省是其中的典型，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廣東省還想與香港合作搞港珠澳大橋，當時香港還很「高竇」，不想搞。但到了二○○三年香港爆發「沙士」，香港重拾這個建議，廣東省政府已不想再建這條大橋，最後要靠中央硬迫，才能成事。
二○○三年內地開放自由行，中國人當時剛富起來，都想往外走吸些自由空氣， 富人在境外的大城市買樓居住，成為一時風尚；旅遊購物，買名牌也是每年幾次的指定活動。香港既深受其惠，也受其苦，因為這樣一個小小的地方，要承擔一年幾千萬的旅客，難免逼爆。再加上香港處理不當，港人在反抗內地遊客情緒當中，孕育了濃厚的反中思想。
經過這次的反《逃犯條例》風波，尤其是經歷了暴民在機場圍毆內地旅客和記者之後，內地人與香港人已經出現了一道鴻溝，內地人覺得香港人仇視他們，已不把香港當成自己人。內地源源不絕對香港挹注資金的狀況，勢將改變。所有的幸福，都不是必然的。
在現今世界，水深港闊的地理環境，已不再重要。香港的搵食一代已成過去，追求政治理想的一代冒起，再加上內地人與香港人的鴻溝漸現，內地流入香港的人才和資金都會減少，香港的優勢正大幅衰退。香港這樣龐大的經濟體，要每年維持百分之二以上的增長，需要有大量新增資源投入和大量新的商業機會湧現，才能達標。單是生意不增，香港已經很痛，如果生意還要減少，而且是持續地減少的話，我看不到香港所謂的獨特性，會有多真實。
在這場風暴當中，參與的群眾固然風起雲湧，而精英階層袖手旁觀，也是一個致命因素。而袖手旁觀的背後，就是覺得香港很獨特的心態所造成。再加上精英都十分富有，忍痛能力很高，香港的覺醒期，會非常漫長，要等到港人發覺香港並沒有那麼獨特，可能要到一、二十年之後，不過到覺醒的時候，應該已經太遲了。
盧 永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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