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代立港版《國安法》，在政治上的震撼比廿三條立法更大，因為條文很可能比香港自行立法更辣；同時，這是中央在回歸後首度在香港頒布全國性法律，有先例作用。過去，社會普遍對中央行使相關條文的權力有所保留，現時，支持立法有蓋過反對立法的聲勢，這可從主流報章的社論反映，同樣，建制和政府的宣傳推廣，步伐和力度都一改這年來的積弱。
《國安法》出來有這樣的輿論效果，背後有策略上的成功，譬如事前的氣氛營造，最主要是大環境的改變。很多對立法不抗拒或支持的人，其中最大論據是過去一年社會運動帶來的衝擊。以往，市民不贊同立法，很直接就是覺得生活好端端的，有甚麼需要立法呢？既然對立法有疑慮，又看不到好處，自然都站到反對一方。現時大家經歷差不多一年的動盪，見到疫情稍斂，堵路等情況又再出現，立法會長期被癱瘓，都擔心經濟難以復甦，於是希望立法能把社會重納正軌。兩者相衡，對立法的抗拒大減，支持者更加覺得理宜氣壯。
相反，今次反對立法的聲音，暫時表現疲弱，無論是理據、文宣設計以至數量，都與回歸以來幾次大型反對浪潮相差甚遠。出現這個現象最直接的解釋，是立法來得太快，迅雷不及掩耳。過去有人說社會運動都是群眾自發，但從現時情況顯示，若沒有足夠的力量帶頭和投入資源，自發性的根本很難成型。
沒有組織和龐大資源下，反對者的論據同樣顯得乏力，來來去去都是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違反人權的懸劍等，甚至拋出應該讓香港立廿三條的說法。有政論作家形容這個情況是「輿論疲勞」，即是從論據和情感動員上都因為一年來不斷「去到盡」，已經無法再就立法大動作升級應對，甚至連維持都舉步維艱。
在逃犯條例修訂中，反對者把條例形容為送中，發動起來的做法包括起底、打人、破壞港鐵，甚至霸佔大學，這些極端行為在運動末段開始被警方成功壓制，變成強弩之末。同樣，在街頭衝突最激烈的時間，反對陣營傳出太子站打死人等非常極端，真實性成疑的文宣，令受眾思想上受到極有的刺激。當受眾在長年的精神激盪變得思想疲累不堪下，現在要再動員他們出來，還有甚麼再刺激一點的招數呢？
本地法律界是反修例的核心力量，對中央立法當然抗拒更大。元老級人物如李柱銘近日就頻頻接受訪問，期望以當日參與《基本法》起草經歷和法律觀點作出反對。過去，不少市民無論政見，對李柱銘都有一點尊重，皆因他經常站在道德高地。在大陸強勢收回主權時，他曾說我就算不同意你的觀點，都會誓死捍衞你發言的權利。然而，在過去一年的社會暴力中，他顯然無法做得到，他對暴力的沉默，讓人懷疑一日他如果當政，是否一樣會對異見者「專政」。這種漠視法紀，以政治先行的表態，也是法律界在至今無法推高反對聲浪的原因。
過去一年的暴力反對浪潮，無疑為中央立法提供了合法化基礎，反對派至今為止，顯然無法打破不少人亂極思定的想法。然而政論作家覺得，反對力量非常擅於把握機會製造輿論，現今的弱勢多少源自長期全力動員產生的輿論疲勞，同樣是因為立法來得太快，又冇時間組織防禦，所以當他們定過神來，攻守形勢又未必會一樣。
吳 順 目《星島日報》「拆破傳媒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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